对学生欺凌做出了界定,问题学生

2020-03-04 19:08栏目:威尼斯人官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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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媒体报道,广西南宁曾发生一起初中生持刀追砍同学的案件,由于这几名学生未满16周岁,且其行为不属于重大刑事违法行为,学校不能开除施暴者、警方不能立案,只能对打人者进行批评教育,联系监护人领回家加以管教。此事又一次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公众也再一次产生了“到底如何才能正确挽救‘问题少年’”的疑问。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建议,尽快重视工读学校建设,将其变为挽救“问题少年”的最后防线。

今年4月17日,湖北省教育厅联合省内8部门发文,要求“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其中明确提出,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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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进表示,导致工读学校无法为“问题少年”兜底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三自愿”原则使工读学校失去了强制性。由于强制送工读学校的规定遭到质疑,目前工读学校入学采取了学生、家长、原就读学校三方共同签字的原则,使得部分应当入校的“问题学生”可以通过拒绝签字的方式逃避。二是工读学校被误读。在缺乏足够宣传和正确引导的情况下,社会对工读学校及其在校生、毕业生形成了一种隐性歧视,使家长、学生等产生抗拒。三是民间机构野蛮生长。在工读学校被误读、被拒绝的同时,由于民间机构宣传力度大,家长也存在“高收费就有高成效”的思维误区,导致许多“问题少年”被送入“网瘾中心”“矫正学校”等非正规机构,并不时爆出在这些机构受到不正规教育甚至是身心摧残的负面新闻。

近年来,校园欺凌屡禁不止,不但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而且严重影响了被欺凌学生的身心健康,破坏了社会稳定。为此,人们大声疾呼整治校园欺凌。然而,从过去的实践来看,往往因为校园欺凌者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惩治年龄或违法“不严重”,只能“从宽发落”。于是,校园欺凌也就频频发生了。

(原标题:治理校园欺凌:别让工读学校法律条文浮在空中)

2017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其中明确要求,未成年人送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按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有关规定,对构成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按专门学校招生入学程序报有关部门批准。

所谓“专门学校”,即指曾经的“工读学校”,在满足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对在校学生实施重点看护。笔者认为,将“欺凌屡犯”送“专门学校”是双赢之举,值得尝试。

图片 2新京报漫画/陈冬

对此,朱晓进建议,一是建立强制转学制度。对于出现一般刑事违法行为但依法不予追究的未成年人,应当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无须征得家长及学生同意,强制将其转入工读学校接受全日制寄宿教育。对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可以建立预备转学机制,即给学生半年或一年的留校查看期,其间不思悔改者则立即送工读学校;学籍仍然保留在原学校,毕业证也由原学校颁发,以保障学生尊严。

一方面能让无辜的孩子免受校园欺凌,对他们是一种“保护”。另一方面对“欺凌屡犯”集中起来“专门教育”,用半军事化的方式,让专业的、懂得心理学、教育学的优秀教师,对他们加强教育培养,进行“因材施教”,对这些孩子是一种关爱,能减少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再犯罪的概率,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豫章书院事件并不是孤案,从一定程度来说这是劣币驱良币的格雷欣现象:正是由于公办工读教育的没落或缺位,方才使得一些缺乏办学资质的民办矫正教育得以乘虚而入。

二是加强工读学生培养。要强化工读学校的课程设计,在确保义务教育、思想教育、法治教育到位的同时,以就业为导向强化就业思想引导和职业兴趣培育,并积极与中高级职业教育院校对接,为工读学校正名,打消社会歧视和家长学生的疑虑。

其实,“专门学校”的存在是“有法可依”。1999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本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往工读学校进行矫正和接受教育。”同时明确了“严重不良行为”的9种情形。

据新京报报道,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法、最高检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对学生欺凌做出了界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提出情节恶劣的欺凌事件,可将实施欺凌学生转送工读学校教育。这个方案的出台,再次强调了工读学校之于偏差少年治理的重要作用。

三是严格监管并引导民间机构。一方面要严格管理民间的各种所谓矫正、救治机构,对于存在违规情况的要及时将其学生就近转入工读学校。另一方面要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工读学校建设,在资金上可以引导设立工读学校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在人力上可以吸引义工参与学生的生活管理,或为学校提供适当的义工课程、校园服务等;在知识方面则可以依靠法律援助组织等给学生普及法律常识,依靠爱心团体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现在我国收容教养、劳动教养制度取消了,在普通教育和司法强制措施之间缺少了一个过渡性的强制矫正环节,致使一些存在不良思想行为的未成年人得不到有效矫正,给他们的成长和社会留下了不少“隐患”。“专门学校”是为社会和区域内其他学校服务的,是学校与司法系统的缓冲带,专门“收治”那些一般学校管不了,但尚有教育可能的学生。未成年人入读“专门学校”,不属于行政处分或刑罚的范围。让合乎条件的“欺凌屡犯”就读“专门学校”,发挥“专门学校”的“专门教育”功能,很有必要。

工读教育一直未曾落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入读“专门学校”的条件为:“在少年的家长同意的情况下,由少年的家长、或原学校提出申请,且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而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认为“专门学校”是最差学校,学生也是最差学生,大家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专门学校”家长和学生会感到“抬不起头”,致使家长不愿送“欺凌屡犯”来“专门学校”学习。可见,将“欺凌屡犯”送“专门学校”,还要家长转变观念。

对于很多人而言,工读学校或者类似的未成年人矫正学校都业已成为一些偏差少年的不二之选。于是乎,针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4条所界定的九种严重不良行为,一旦其危害性尚达不到刑事案件或治安案件标准时,对此该法第35条明确规定“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新闻媒体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针对性地宣传“专门学校”,让大家正确认识“专门学校”。“专门学校”也要定时举办家长学校活动,邀请家长带孩子过来试听试看。社会要设法转变家长观念,让真正有需要的家长勇敢跨越偏见,给“欺凌屡犯”一个改过机会,也给家庭一条出路。

综观该法共有六处提及工读教育,分别涉及招生条件、法律依据、教育管理及平等对待等不同层面。但是为避免标签效应,《未成年人保护法》全篇未使用“工读教育”这一说法,而是以“专门学校”取而代之,在第25条更是六次反复提及。

当然,也要警惕一些普通中小学校因为学生可送“专门学校”而教育“问题学生”工作懈怠;另外,将什么样的学生转入“专门学校”就读,也需在细节上落实。至于“专门学校”除了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与普通学校相同外,特别要加强法治教育内容,并针对“欺凌屡犯”严重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及有严重不良行为“欺凌屡犯”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矫治工作;“专门学校”尤其还要理顺关系,做好初中毕业生到高中特别是职高教育的衔接工作,做到“出口”畅通无阻,等等,也是不能忽视的。

只是生活经验一再提醒我们,无论是字里行间如何浓浓泛滥的爱惜抑或是恨铁不成钢的怒意,也要重视这样的法律条文落地效果,警惕落实不到位的危险性。良法需善治,尤其需要供给有氧呼吸的空间。

责任编辑:金刀

公办工读教育裹足不前

自1955年创设于北京海淀区以来,工读教育就陷入喜忧参半的争议之地,既有欢呼雀跃者,亦有坚定质疑者。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5条,对有该法规定的九种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必要时,“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法律文本中使用的词语是“可以”,亦可解读为“不可以”。换言之,法律本身并未对此作出强制性规定,而是选择性规定。

对于何种条件下可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送至工读学校接受矫正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5条继而规定,“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这一条常被解释为“三自愿原则”,即在学生自愿、家长自愿和学校自愿的前提之下才能启动工读学校招生机制。然而,这种窄进性机制从实质意义上讲,无异于叫停了公办工读教育。

然而,以上这些种种却不足以作为解释公办工读教育裹足不前的合理原由。近年来公办工读教育的严重萎缩主要体现在招生量严重不足,而这又直接引发了公办工读学校的生存危机。不过与寥寥无几的公办工读学校招生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数量却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从1991至2015年各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数的纵观性数据分布来看,25年间整体刑事案件一路攀升至百万之巨;与此同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却一路下滑,从2008年的8.6万件降至2015年的4.3万件,2016年的数据则是3.8万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量呈现断崖式下降的态势有多种因素,其中包括人口出生率下降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叠加而成。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人为或制度性排斥出刑事司法系统之外,而这很可能与原有的严重不良行为共同构成了数量更为巨大的未成年人案件基数。这些案件量亟待收容教养及工读教育及时介入,以开展行之有效的针对性矫正教育。

民办矫正教育乱象频仍

一段时间以来,针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矫正,不少人正是利用家长们病急乱投医,从中嗅得商机,纷纷开办了诸如网瘾矫正、行为矫正、思维矫正等花样繁多的各类民办矫正学校。尽管教育行政、工商行政、文化行政等相关主管部门对诸多乱象也出台过一些监管举措,但很多地方却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不可忽视的一些现实状况是,一些办学机构赶鸭子上架,面临着办学资质不足、师资短缺、教学方式简单僵化、软硬件不达标等窘况,这些欠缺因素均为民办矫正教育带来了暗藏性的毁灭冲击。尤其是未成年人被虐伤甚至被虐死的案件在一些民办矫正学校时有发生,这对于拯救和唤醒工读教育这一矫正教育方式更是雪上加霜。

在一宗宗民办矫正学校案件曝光余波之后,加强对其有效监管的呼声自然再适时不过了。然而,这种声音却似乎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为何公办工读教育与民办矫正教育的发展呈现此消彼长,甚至公办工读教育缺位的情况?

制定法律防止出现下一个豫章书院

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未成年人户外拓展活动,工读教育自创设伊始都不是单纯为了提升未成年人综合素养,而是以未成年人矫正和更新为目的。为了真正达到对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目的,矫正教育可能会以限制甚至剥夺一定人身自由的强制方式进行。

如果不是依据严格法律和程序,且由符合严格资质要求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来实施,再天花乱坠的矫正广告皆有可能被滥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法法》第8条特别要求,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通过制定法律来明确。

对于未成年人,司法在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基础上,有必要根据分级处分及个别化处分而适时研拟和出台《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矫正法》。

2016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条明确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乍看之下,该条与其余66条亦为促进民办矫正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化基础。然而,究竟伴随矫正教育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而生的民办矫正教育是否可以纳入到工读教育整体范畴之中?如果可以纳入,那么又该如何界定其与公办工读教育之间的界限?

在去年掀起舆论风波的豫章书院事件中,学生遭受过被戒尺、“龙鞭”打,被囚禁在黑屋中,吃难以下咽的食物等各种虐待。据该书院执行山长吴军豹的说法,他们不是戒网瘾学校,而是合法批设的工读学校。

实际上,豫章书院事件并不是孤案,从一定程度来说这是劣币驱良币的格雷欣现象:正是由于公办工读教育的没落或缺位,方才使得一些缺乏办学资质的民办矫正教育得以乘虚而入。像《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不能继续悬浮在半空之中,唯有落地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立法既成,则各级政府执法监管及推行公办工读教育便再无可推脱之由,未成年人矫正教育这一老大难问题或有解开法律死结的可能,期待那时工读教育不再是“事如春梦了无痕。”(张鸿巍 暨南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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